引言：慈庆之死(1/4)
北魏正光五年（524）孝明帝元诩十五六岁，已在位十年。南方则是梁普通五年，梁武帝萧衍在位的第二十三年，虽已六十一岁，那时却没有人会知道，他还将继续在位二十五年。这一年前后，从政治史来看，萧梁平平淡淡，没发生特大事件，显得没什么可记。这意味着社会安定，政治平稳。北魏就全然不同了，在长达百年的上升期和繁荣期之后，从西部秦陇和北边六镇开始，本来构成王朝统治基层力量的城民、镇民暴起反抗，拉开了随后长时间全国性大规模政治动荡的序幕。后人读史到此，不禁悬心，但当时无人可见后人之所见，底层社会与遥远边地的强烈震荡，经僵化官僚体制的一层层过滤，传到洛阳朝廷时已大大衰减，至多如月光之下天渊池上的涟漪微澜。
这一年的五月七日（524年6月23日），八十六岁的老尼慈庆在洛阳昭仪寺去世了，用佛教徒的说法，就是“迁神”了。她虽早已出家，却一直住在宫里，直到这年四月三日（524年5月21日）“忽遘时疹，出居外寺”，可能感染了某种季节性流行病，按规矩要迁出皇宫，所以搬到宫外的昭仪寺。据《洛阳伽蓝记》，昭仪寺位于“东阳门内一里御道南”。洛阳城的内城东城墙开有三座门，自北而南依次为建春门、东阳门和青阳门。东阳门向西直通铜驼街的大道便是“御道”，昭仪寺即在御道南侧。《洛阳伽蓝记》说该寺是“阉官等所立也”，寺以昭仪为名，可见该寺最初是宦官（也许还有宫女们）为某位昭仪而立，当然，这位昭仪未必是做了比丘尼，也许仅仅是因虔敬佛门而立此愿心。
北魏洛阳城示意图（参照《中国史稿地图集》、钱国祥《北魏洛阳宫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》等研究，冯博文制图）
北魏迁都洛阳以后，被废或失势的后妃有不少出家为尼的，无论是否自愿，比起佛教传入之前同样情形的那些宫廷女性，比丘尼的身份使她们能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和新生，至少能保持某种相对独立的社群生活。洛阳西城墙的阊阖门内，直对宫城千秋门的御道以北，有著名的瑶光尼寺，便是专为这些特殊身份的出家人准备的，如孝文废皇后冯氏、宣武皇后高氏和孝明皇后胡氏。据《洛阳伽蓝记》，瑶光寺有“尼房五百余间”，装饰极盛，“椒房嫔御学道之所，掖庭美人并在其中”，可见不只是出家人，宫中尊贵女性也来这里学道礼佛。这些当然意味着财富支持。具备同样经济能力的，是高门贵族之家的年轻女性，“亦有名族处女，性爱道场，落发辞亲，来仪此寺”。在洛阳复杂的社会网络中，瑶光寺自有一种贯通皇宫内外、连接上下僧俗的独特性。
可是老尼慈庆并不在瑶光寺出家，她出家后一直居住禁中，直到病逝之前。宫里有佛寺，大概是为了方便某些出家女性仍可在宫里事佛。但出家人终究身份特殊，跟她们出家前在宫里的制度规定比起来，多少有了些人身自由，宫墙不再是绝对的人生边界。若有一定的财力支持，她们可以在宫外立寺，可借以来往宫禁内外，因与宫里的寺庙相对，故称外寺。宫内寺庙虽不见于文献记录，但从外寺之称可知有一种对应的内寺。昭仪寺便是这样一所外寺，宏大豪侈不及瑶光，勾连内外串接僧俗的功能则并无二致。
据《洛阳伽蓝记》，昭仪寺塑像有一佛二菩萨，“塑工精绝，京师所无也”。这三尊艺术水平极高的塑像每年都会参加佛诞日（四月八日）的“行像”活动。平城时期四月八日行像已极为隆重，成为重大节庆。《魏书·释老志》说太武帝初即位时继续前两位皇帝的崇佛政策，“于四月八日，舆诸佛像，行于广衢，帝亲御门楼，临观散花，以致礼敬”。这一庆典是从南亚和中亚传到中土的，《法显传》和《大唐西域记》都有相关记录。在经济水平大有提高的洛阳时期，行像庆典之盛大更是远超从前。这一天盛饰佛像，载以车辇，-->>